（一）以劳动力流动方向为导向，大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

结构性增长来自于要素在生产率不同的行业之间的分配，但不同的行业对要素的要求不同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一方面，劳动力流动促进了资源结构的优化，缓解了地区间、城乡之间、工农之间劳动力分布的不平衡，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效应。然而，劳动力要素的均衡分布包括数量和质量。劳动力流动只是缓解了劳动力要素的数量结构，但素质结构的失衡需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来实现。目前，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和制度比较完善，各级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，但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的教育培训机制还不够，特别是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的建立和利用与需求之间的差距。2014年，中国各地仅有399.69万农民工接受了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培训。此外，就业培训中心对235.45万农民工进行了培训，与1.6亿农民工规模相比仅为3.96%。在实际工作中，一些培训对专业技能和产业定位的重视不够，不能使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劳动力转移到现代人力资本，也制约了通过劳动力流动实现结构升级的发展路径。

（二）发挥比较优势与体制机制创新并驾齐驱

发挥比较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初期的重要选择。注重比较优势的发展很容易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，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并不是不合适的。它可以迅速建立现代工业部门，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。但是，这个过程不应该太长。根据朴素产业理论，过分强调比较优势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产业结构升级，不利于未来国家经济结构竞争优势的形成。从改革以来的经验来看，由于体制改革不彻底，进城农民得不到公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庇护，他们无法在城市生存，失业时不得不回到农村，导致他们就业的不稳定。农民为了获得安全，不愿放弃农村土地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，不利于农业产业制度创新。另一方面，对于不稳定的员工群体，企业不愿意培训农民工，不愿做好职业生涯规划，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困难，创新成果缺乏创新应用基础，结构长期陷于传统模式。

（三）重视市场劳动，更要注重创新驱动

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发挥价格信号的作用，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，但价格机制是以短期经济利益为基础的。从中国早期加工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的形成来看，是价格机制的调整促进了加工工业投资的增长，形成了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导向的生产主体部门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加工贸易导向型产业出口受阻，国际竞争力迅速下降，面临着严峻的转型问题。由于单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不再存在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也面临许多困难。从长远来看，经济的持续增长应该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。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是推动行业长远发展的内在动力。然而，技术创新的过程不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。大多数技术和知识生产在初始阶段都面临着高投入和高风险，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策方向上向两个方面倾斜：首先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，为创新型企业的利益提供有效保护，鼓励他们不断进行创新投资；其次是适当扭曲价格，引导资源流向创新活动，促进产业结构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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